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王蒙在文坛辛勤耕耘70年，创作了两千余万字的著作，皇皇巨著，巍峨人生，这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如今已经成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个标志，并于2019年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时代选择了王蒙？还是王蒙选择了这个时代？应该是双向奔赴、双向选择，共和国的历史赋予王蒙写作的巨大动力和文学资源，而王蒙的写作为共和国留下独特的文学文本和精神库藏，成为共和国独一无二的“文学星链”。
说王蒙是新中国的一面镜子，是因为王蒙是和新中国一起长大的。1948年他14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北京东城区担任团委的领导工作。1953年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强烈反响。1962年他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63年举家迁驻新疆，曾在伊犁农村从事劳动6年，他的小说集《在伊犁》记录了这一段生活。1979年回到北京，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83年—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 1986年—198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之后又在全国政协担任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现已鲐背之年，仍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资深馆员。2019年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这期间，还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文艺大奖无数。他任职于文化部期间出台的一些新政，迄今还在发挥着作用。
从这么一个极简的简历中，可以窥见王蒙的文学生涯是与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起伏和动荡密切关联的，几乎在中国社会的每个重要时刻，王蒙的命运都会发生重大的转折。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城里山雨欲来风满楼，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王蒙成为“少共”。1979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王蒙步步“高升”，直至文化部部长、中央委员。上世纪90年代他又从政坛回到文坛，专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王蒙的作品几乎完整地记录个人的沉浮和社会的变迁，《青春万岁》的“少共”情结，《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直面生活的倾向，《蝴蝶》对历史和个人双重的反思，《名医梁有志传奇》的“部长心态”，《春堤六桥》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咏叹与感慨，这些小说几乎囊括了他一生的经历，同时也是新中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多难历程的折射。新时代的王蒙依然充满了创作的活力，他的《尴尬风流》《这边风景》《闷与狂》《猴儿与少年》《霞满天》等小说，或记录当下的生活情态和精神状态，或回顾历史钩沉往事，都成为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
新时期是一个文学思潮更迭迅速、旗帜变换如云的时代，作家的淘汰和思潮的更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进行，各领风骚三五天者有之，三五月者有之，三五年者亦有之，但能在这大浪淘沙的文学漩流中不被新潮卷掉、不被创新筛掉并始终处于潮头上弄潮的，却只有王蒙。新时期文学创新的第一股大潮是与《夜的眼》《春之声》《蝴蝶》分不开的，王蒙的艺术触角率先触及到西方现代文学的范畴，他的小说能看到“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推出了长篇力作《活动变人形》，这部小说实际为后来的“新写实”运动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范例，《活动变人形》把当时文学的社会批判转向文化的反思、人性的批判，那种宽容、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客观冷静的零度叙述成为“新写实”的主要美学精神。80年代末、 90年代初，他那些夸张变形、荒诞不经的酷似漫画的寓言小说，像《球星奇遇记》《一嚏千娇》等实际是开了当代文学“后现代”的先河，他对主题、人物、结构及对现代小说本身的消解，该是“后现代”文化在中国最早的登陆。90年代之后，与王蒙同时代的作家大多已青春不再，而王蒙却进入了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十年间，他评《红楼梦》，论李商隐，谈大众文化，议人文精神，敏捷不逊当年，深刻渐越昔日。而150万字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发表，更是了却了他一个伟大的心愿，他在倾注了10年心血的跨世纪工程中，写下了一部更有多重价值的史诗巨著。
新时期以来，王蒙被称为意识流写作第一人，他的《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小说，打破了之前故事情节结构小说的创作模式，以人物的感受来结构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波动，引发了中国文学“现代派”的大讨论。
王蒙所谓的东方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实际和庞德等现代派同宗，师承一个“祖宗”——唐诗，唐诗体现出来的意象美学。王蒙对李商隐的欣赏和崇拜实际上是对其意象美学精神的赞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感受到“李商隐”化身为他笔下五彩缤纷的意象激流冲破传统小说的藩篱，自由地逍遥游。王蒙小说的意识流其实是从中国诗歌意象美学转化出来的意象流。
王蒙的意象流被误读为意识流，无意中让他开创了中国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河。由此误解，王蒙之后的小说创作有意识地探寻东方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像《铃的闪》《来劲》确实只是一股奇妙的语言流或意识流了，而力作《杂色》就是一部超级意识流的作品，说它“超级”，是小说不仅仅有意识流的表现方法，还有其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段。曹千里和杂色马在草原上的行走，带来的语言和意识的新变，成为文坛的一道风景。到了晚年，王蒙又重燃《春之声》时期的热情，再度探索意象流的极限，写作了一部文体桀骜不驯的奇作《闷与狂》 。在这部小说里王蒙将意识流叙述的多视点、无视点无限发挥，将意识流的潜意识、无意识自由书写，将意识流语言的“自动书写”、无标点叙述等反语言的功能巧妙整合，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美学的跨时空、无时空、零时空成功嫁接，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意象流的巨著，堪称中国版的《追忆似水年华》。
王蒙在文坛的身份主要是一个作家，但也有高光的编辑生涯。1984年他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后，《人民文学》成为文学新人、文学新潮的高地。为了更多地了解年轻作家的创作计划和创作现状，1985年，《人民文学》发起并组织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莫言、马原、扎西达娃、何立伟、刘索拉、徐星等先锋作家都到会，并作了具有个性的发言。多年后，马原在文章中说：“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带动了我国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小说方法论。”王蒙对先锋文学的提携不仅是在《人民文学》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还在于当他们的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后，以名家的身份撰写文章进行评介。他为青年作家写下了大量的评论，这些评论是王蒙在繁忙的创作之余抽空写出来的，体现了敢为人先、甘为青年作家奉献的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王蒙通过对传统典籍的解读，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做出了有益尝试，他在《天地人生》中写道：“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目的不是为了查核与校正古史古事古物古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之高雅，更不是要返回古代与先辈的生活方式，而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王蒙历时多年研习和解读，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用自有的独特的生活化、哲理化、思辨性的语言，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回应时代对文化转化与创新的呼唤。王蒙这些著作的一个巨大特点，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大胆创造性的解读，从文化与生活之关系作为解读的出发点，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国人心理链接的可能，强调传统文化对当下生活的共情性和精神支撑。
在这些著作中，王蒙化身为星链，链接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承先启后，贯通古今，连接中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些著述和他的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在共和国的星空中，将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